汉代最早兴办地方官学的当推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文翁为改变蜀地

汉代最早兴办地方官学的，当推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文翁为改变蜀地文化落后于中原的状况，亲自挑选了余名聪敏有材者，派到京城，有的随博士学习，有的学习法律。他节省府库开支，购买蜀中特产赠给博士以表酬谢。几年后这些人学成归蜀，文翁均予以重用。他又在成都建起学舍，招收下属各县的子弟入学，免除他们的徭役，弟子学成后，从中择优选拔录用。文翁平时巡视各县时，让高材弟子随行，代为传达教令，以此给弟子增添荣耀。于是各地吏民争先恐后遣子求学，甚至不惜出重金谋取弟子资格，蜀地劝学重教的风俗从此形成。汉武帝即位后，推广文翁兴学的作法，“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西汉末王莽执政时，于年按地方行政系统设置学校。郡国一级设“学”，县、道、邑、侯国一级设“校”，各配备经师人。乡一级设“庠”，乡以下的基层单位“聚”一级设“序”，各配备《孝经》师人。东汉前期地方教育相当发达，班固《两都赋》中赞颂“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正是当时地方学校昌盛的写照。

汉代地方官学的教师是郡国文学掾史。文学官多由学者名流担任，除作为郡国长官的学术顾问外，在有地方官学之处，也从事教授诸生的活动。汉代碑刻文学中有许多关于地方官学的记载。例如《蜀学师宗恩等题名碑》文中，除列有文学掾外，还有《易》掾人、《尚书》掾人、《诗》掾人、《礼》掾人、《春秋》掾人、文学孝掾（疑即掾《孝经》掾）人，有专经教师从事教学的分工，已与太学相似，当然只是在文教事业发达的地区才能达到这种规模。地方官学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本地从事礼教活动的中心场所。如韩延寿在颍川（今河南禹县）“修治学宫，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开降揖让”。李忠在丹阳（今安徽宣城）“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射，选用明经”。卫飒在桂阳（今湖南彬县）“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都是以地方官学的礼教典范来推动社会风尚的转变，培养学术人才仅为其次。汉代地方官学师资的学术水平一般偏低，且兴衰无常，与中央官学没有衔接措施，朝廷对地方官学也没有考试升迁的专门措施，因此各地有志于求学上进的人，均力争赴京城太学去学习深造，或投拜于有学术造诣的私家大师门下。

秦汉私学

民间的私家学术活动在秦汉之际业已恢复。楚汉相争时，刘邦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为绝”。汉代吸取秦王朝覆灭的教训，意识到不能对私学采取摧残和取缔措施；只要善于引导，民间学术活动还可以起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教化和培养人才的作用。既然太学名额有限，地方官学又一时难以普及，由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补充官方教育的不足，是两全其美的事。因此汉代统治者对私学采取开放政策，允许私人收徒讲学，对教学内容一般也不加限制，诸子百家及各类知识技能均可传授。独尊儒术后，政府则鼓励民间的经学教育活动，凡学者有所成者，均有可能通过选士的途径得以录用。杨仁为什邡（今属四川）县令时，鼓励子弟求学，凡通经术者，均录用到县署，或举荐到朝廷，于是境内出现了许多民众自办的义学。私学经师在学术研究和传授活动中声望卓著者，可被任命为博士而执教太学，或被地方当局聘为本地官学教师，而博士及其他有学术造诣的官员，也多有私下兼收弟子门生者，官方教育与民间教育相互沟通，这正是汉代经学教育昌盛的体现。

儒学经学的私家传授

这是汉代民间教育活动的主体。西汉时经学尚处于恢复兴起阶段，因客观条件的局限，特别是博士官学一时居绝对优势，故私学的规模不大。至东汉时，各经学学派繁衍滋盛，不仅博士之学发生分化，“在野”的今古文经学也不断发展。各派经师为了扩大学术影响，争取政治上的地位，都要在私家传授上下功夫。造纸术的广泛应用使书籍数量剧增，洛阳等大城市已有了出售书籍的市场，这样就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学习条件。东汉私学数量和规模都有极大发展，一名经师常有数百乃至数千弟子，张兴有弟子万人，蔡玄的门徒达多人。这些私学的规模不逊色于太学，而太学仅有所，私学则遍布各地，可见私学承担着当时经学传授的大部分任务。

私学一般只有名经师，而弟子成千上万，在当时的条件下显然不可能遍教每一学生。不过私学弟子有“著录”与“及门”之分，在弟子名册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只挂名而不亲身前来受教的，即所谓“著录弟子”。这些人或是在家自学经师的著述，或是根本不学，仅谋取一个师生关系的名义而已，因这种师生关系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除去“著录弟子”外，东汉私学中及门求学的弟子也常有数百上千人，靠经师一个人仍难以遍教。从董仲舒开始，汉代私学多实施“次相授受”的教学法，即孔庙杏坛由经师先把学业传授给少数高足弟子，再由这些高足弟子分别传授给其他弟子，逐次相传，即可应付所有弟子的求学需要。以东汉经师马融为例，他有门徒人，其中能得到他亲自教诲的仅余人，其余的人则靠间接授受。郑玄在马融门下，最初竟年未能得见其师一面。后因马融考论图纬遇到困难，有人推荐郑玄善算，于是叫他前来帮助计算，郑玄才有机会向马融当面请教。不过有的经师也采用总集诸生进行讲授的方式，称为“大都授”。汉成帝时宿儒胡常采用这种方式，翟方进派自己的弟子门生前去听讲，可见“大都授”不限于自家私学，社会上一切有兴趣的学者都可以参加。

私学由学者自办于民间，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私学教学内容比较多样化，那些不被列入官方正宗学说的古文经学，就是在私学中得到传授和研究的，并以此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私学的学术色彩比较浓厚，师生多抱潜心治学的态度。垣荣遇两汉之际天下大乱，携经书与弟子隐居山谷，虽常遇饥困讲论不辍。孙期牧猎于大泽中，以奉养老母，远道来求学者手执经籍，追随他求教。孙林、刘固、段著等人仰慕经师张霸的博学，索性在其师宅舍附近购置房屋住下来，以便就学。私学的教学比较富于生气，学生可以自由择师，班固、郑玄等人甚至“学无常师”博取所长。教师也可以自由讲学，因此许多私学出身的学者，其经学造诣并不是逊色于博士。例如戴凭公开向光武帝声称“博士经说皆不如臣”，光武帝让诸儒及群臣中能说经者与他辩论，竟无人能驳倒他。查《后汉书》中所载各类经学著述共百余种，％以上是由非博士的私家经师所编纂的，由此可见私家传授对经学发展的巨大贡献。

其他学术的私家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