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最早兴办地方官学的，当推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文翁为改变蜀地文化落后于中原的状况，亲自挑选了余名聪敏有材者，派到京城，有的随博士学习，有的学习法律。他节省府库开支，购买蜀中特产赠给博士以表酬谢。几年后这些人学成归蜀，文翁均予以重用。他又在成都建起学舍，招收下属各县的子弟入学，免除他们的徭役，弟子学成后，从中择优选拔录用。文翁平时巡视各县时，让高材弟子随行，代为传达教令，以此给弟子增添荣耀。于是各地吏民争先恐后遣子求学，甚至不惜出重金谋取弟子资格，蜀地劝学重教的风俗从此形成。汉武帝即位后，推广文翁兴学的作法，“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西汉末王莽执政时，于年按地方行政系统设置学校。郡国一级设“学”，县、道、邑、侯国一级设“校”，各配备经师人。乡一级设“庠”，乡以下的基层单位“聚”一级设“序”，各配备《孝经》师人。东汉前期地方教育相当发达，班固《两都赋》中赞颂“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正是当时地方学校昌盛的写照。
汉代地方官学的教师是郡国文学掾史。文学官多由学者名流担任，除作为郡国长官的学术顾问外，在有地方官学之处，也从事教授诸生的活动。汉代碑刻文学中有许多关于地方官学的记载。例如《蜀学师宗恩等题名碑》文中，除列有文学掾外，还有《易》掾人、《尚书》掾人、《诗》掾人、《礼》掾人、《春秋》掾人、文学孝掾（疑即掾《孝经》掾）人，有专经教师从事教学的分工，已与太学相似，当然只是在文教事业发达的地区才能达到这种规模。地方官学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本地从事礼教活动的中心场所。如韩延寿在颍川（今河南禹县）“修治学宫，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开降揖让”。李忠在丹阳（今安徽宣城）“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射，选用明经”。卫飒在桂阳（今湖南彬县）“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都是以地方官学的礼教典范来推动社会风尚的转变，培养学术人才仅为其次。汉代地方官学师资的学术水平一般偏低，且兴衰无常，与中央官学没有衔接措施，朝廷对地方官学也没有考试升迁的专门措施，因此各地有志于求学上进的人，均力争赴京城太学去学习深造，或投拜于有学术造诣的私家大师门下。
秦汉私学
民间的私家学术活动在秦汉之际业已恢复。楚汉相争时，刘邦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为绝”。汉代吸取秦王朝覆灭的教训，意识到不能对私学采取摧残和取缔措施；只要善于引导，民间学术活动还可以起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教化和培养人才的作用。既然太学名额有限，地方官学又一时难以普及，由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补充官方教育的不足，是两全其美的事。因此汉代统治者对私学采取开放政策，允许私人收徒讲学，对教学内容一般也不加限制，诸子百家及各类知识技能均可传授。独尊儒术后，政府则鼓励民间的经学教育活动，凡学者有所成者，均有可能通过选士的途径得以录用。杨仁为什邡（今属四川）县令时，鼓励子弟求学，凡通经术者，均录用到县署，或举荐到朝廷，于是境内出现了许多民众自办的义学。私学经师在学术研究和传授活动中声望卓著者，可被任命为博士而执教太学，或被地方当局聘为本地官学教师，而博士及其他有学术造诣的官员，也多有私下兼收弟子门生者，官方教育与民间教育相互沟通，这正是汉代经学教育昌盛的体现。
儒学经学的私家传授
这是汉代民间教育活动的主体。西汉时经学尚处于恢复兴起阶段，因客观条件的局限，特别是博士官学一时居绝对优势，故私学的规模不大。至东汉时，各经学学派繁衍滋盛，不仅博士之学发生分化，“在野”的今古文经学也不断发展。各派经师为了扩大学术影响，争取政治上的地位，都要在私家传授上下功夫。造纸术的广泛应用使书籍数量剧增，洛阳等大城市已有了出售书籍的市场，这样就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学习条件。东汉私学数量和规模都有极大发展，一名经师常有数百乃至数千弟子，张兴有弟子万人，蔡玄的门徒达多人。这些私学的规模不逊色于太学，而太学仅有所，私学则遍布各地，可见私学承担着当时经学传授的大部分任务。
私学一般只有名经师，而弟子成千上万，在当时的条件下显然不可能遍教每一学生。不过私学弟子有“著录”与“及门”之分，在弟子名册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只挂名而不亲身前来受教的，即所谓“著录弟子”。这些人或是在家自学经师的著述，或是根本不学，仅谋取一个师生关系的名义而已，因这种师生关系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除去“著录弟子”外，东汉私学中及门求学的弟子也常有数百上千人，靠经师一个人仍难以遍教。从董仲舒开始，汉代私学多实施“次相授受”的教学法，即孔庙杏坛由经师先把学业传授给少数高足弟子，再由这些高足弟子分别传授给其他弟子，逐次相传，即可应付所有弟子的求学需要。以东汉经师马融为例，他有门徒人，其中能得到他亲自教诲的仅余人，其余的人则靠间接授受。郑玄在马融门下，最初竟年未能得见其师一面。后因马融考论图纬遇到困难，有人推荐郑玄善算，于是叫他前来帮助计算，郑玄才有机会向马融当面请教。不过有的经师也采用总集诸生进行讲授的方式，称为“大都授”。汉成帝时宿儒胡常采用这种方式，翟方进派自己的弟子门生前去听讲，可见“大都授”不限于自家私学，社会上一切有兴趣的学者都可以参加。
私学由学者自办于民间，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私学教学内容比较多样化，那些不被列入官方正宗学说的古文经学，就是在私学中得到传授和研究的，并以此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私学的学术色彩比较浓厚，师生多抱潜心治学的态度。垣荣遇两汉之际天下大乱，携经书与弟子隐居山谷，虽常遇饥困讲论不辍。孙期牧猎于大泽中，以奉养老母，远道来求学者手执经籍，追随他求教。孙林、刘固、段著等人仰慕经师张霸的博学，索性在其师宅舍附近购置房屋住下来，以便就学。私学的教学比较富于生气，学生可以自由择师，班固、郑玄等人甚至“学无常师”博取所长。教师也可以自由讲学，因此许多私学出身的学者，其经学造诣并不是逊色于博士。例如戴凭公开向光武帝声称“博士经说皆不如臣”，光武帝让诸儒及群臣中能说经者与他辩论，竟无人能驳倒他。查《后汉书》中所载各类经学著述共百余种，％以上是由非博士的私家经师所编纂的，由此可见私家传授对经学发展的巨大贡献。
其他学术的私家传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