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
为距人：拒绝人的意见。
赵造劝谏赵武灵王，说：“知道却不说出来，不对国君竭尽忠心，这是奸臣的行为；为了私利去欺骗君主，这是损害国家的做法。犯了奸佞罪的人被处以死刑，危害国家的人被诛灭宗族。这两条规定是上古的圣王所明确制定的刑法，也是做臣子的人所能够犯下的大罪。我虽然愚笨，但愿竭尽自己的忠诚，而绝不逃避死亡。”赵武灵王说：“臣子说出自己全部的想法而不加以任何的隐讳，就是忠诚的臣子；国君不阻塞言路，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这就是贤明的国君。忠臣不害怕危险，贤主不拒绝臣子的意见。所以你有什么意见就尽管直说吧！”
赵造说：“我听说过，圣贤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风俗习惯就可以教化他们，聪明的人不改变习俗就能够治理好国家。根据百姓的意愿来进行教化，就不用耗费多大力气，却能成功；根据不同的习俗来治理国家，就不用耗费太多的脑筋，实行起来却容易有效。如今大王您改变原来的服饰而不遵循习俗，改穿胡服而不顾世人的议论，这不是按照礼仪法则教化民众的方式。再说穿着奇装异服，就会使人的心思不正，习俗怪僻会使民心散乱。所以做国君的人不应去接受奇异怪僻的衣服，中原地区的人民不应效法那些蛮夷民族的生活方式，这不是依照礼法来教化百姓，成就礼教的途径。何况遵循过去的法令不会有差错，遵循古代的礼法就不会产生邪念。我希望大王能够慎重地考虑这件事情。”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谚曰：‘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为宓戏：即伏羲，传说中的圣王，教导百姓畜牧。
赵武灵王说：“古代和现在的风俗习惯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能够效法什么时候的礼法呢？帝王的礼法也并非是世代因袭的，我们要遵循哪位帝王的礼法呢？伏羲和神农，对民众只是进行教化，而不进行诛杀；黄帝、尧帝和舜帝，虽然制定了死刑，但并不普遍实行。到了夏、商、周三代圣王的时候，根据当时的形势来建立法制，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礼法。法度和政令都是因时、因地制宜，衣服和器械，都是为了方便使用。所以治理国家不一定非要按照同样的礼法，只要对国家有利，不一定就要效法古代的制度。圣人能够出现，不是因为互相承袭才能统治天下。夏朝和商朝的衰亡，不会因为改变礼法就遭受灭亡的命运。按照这样的道理来说，不沿袭古时候的礼法，不一定就要遭到非议，谨守陈规陋俗也未必就要给予称赞。而且，如果服饰奇异就会使人心思不正的话，那么最遵守礼法的邹国和鲁国就不会有行为怪僻的人了；如果习俗怪僻就会使百姓心思散乱的话，那么吴、越地区就不会出现优秀人才了。所以说圣人把方便穿着的叫作衣服，把方便行事的叫作教化，进退举止合乎人情的叫作礼节。服饰上的规定，只是用来让一般的老百姓行为一致，而不是用来衡量是不是贤明。所以说，圣明的人能够适应任何形式的习俗，贤能的人能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有句谚语说：‘按照书本来驾车的人，就不能完全了解马的习性和能力。按照古代的礼法来治理现在的国家，就不能符合当今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遵循古代的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功业不可能超过当世，效法古人的礼教，就无法管理好现在的国家。你就不要反对了吧。”
战国时期，各个大国都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千乘，骑万匹”。当时军队作战由步骑为主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赵武灵王冲破各方面的阻力所推行的“胡服骑射”的改革。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但这一主张遭到了皇族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对反对势力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少数民族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赵武灵王亲自教习士兵，这使国民生产能力和军事防御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后，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逐渐强大起来。后来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并且夺取了林胡、楼烦等地区，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
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他的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各国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大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出他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
赵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单为问赵奢②曰：“吾非不说将军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挽赁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单之所为也。单闻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
